报载：卫生部长陈竺透露，广大人民群众翘首以盼的医改方案预计在3月“两会”后公布。虽然方案的细节现在披露得还很少，但“政府主导的基本医疗卫生制度”已经“呼之欲出。”有媒体评论：“公众和媒体近年来一直呼吁增加医疗卫生服务的公益性，如今总算是有了一个令人欣慰的结果。”

　　然而，在一部分“专家学者”那里，似乎对医改没有向市场化的方向发展始终耿耿于怀。他们认为，一条“好的”或者“真正的”医疗服务市场化的路子是可以找到的。

　　应该指出：医疗卫生和健康服务领域是一个非常特殊的社会领域，在这里，市场经济理论中的“价格机制”通常是失灵的。

　　在雷诺兹所着的《宏观经济学》中写道：“每一个市场的基本特点是市场价格，用它来平衡市场的供给量和需求量，分配现有供给，和发出供给需要的增减信号。”“在纯粹竞争下，一个具体的产品只能有一个价格。如果某一卖者以高于别人的价格要钱，买者就会到别处去买。市场中的买者和卖者人数多，而且可能从一个市场转到另一个市场，迫使所有交易趋于单一价格。”

　　如果我们足够细心的话，可以发现，在以上描述市场和价格以及价格机制的文字中，实际上存在着一个前提，这就是所谓“纯粹竞争”。什么是“纯粹竞争”呢？按雷诺兹的解释，“在各市场中，有很多买者和卖者，进入市场完全自由，没有互相勾结串通和固定价格，产品标准化。人们知道他们希望买什么，知道市场情况，为他们自身利益而行动。这种情况叫纯粹竞争”。

　　然而，遗憾的是，上述建立在“纯粹竞争”基础上的理想化市场在医疗卫生领域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其一，医患双方，也就是上述的卖者和买者，地位是极其不平等的。患者，亦即买者，并不一定知道他们应该“买什么”，他们也不太了解“市场情况”，因此也难以“为他们自身的利益而行动”。这通常被解释为双方信息不对称，其实不仅如此，医患之间还存在着权力的不对称。医方，亦即卖者，他们的专业知识和技术实际上在法律的保护下已经上升为专业权力，医生的行医权或处方权是得到国家保护的：患者患的是什么病、应该吃什么药、做什么检查，是否要动手术……实际上统统是医生说了算，患者并无讨价还价的余地，要么选择接受，要么选择放弃。其二，医疗服务是一个通常所谓的专业领域，市场进入并不是“完全自由”的；医疗资源常常表现为短缺甚至匮乏，“卖者”其实是有限的；在当前市场机制并不完善的前提下，“勾结串通和固定价格”更是常常发生的事；要说医疗卫生领域的“产品标准化”，更是难以企及。所以，医疗卫生似乎是一个天然的垄断领域，至少在当前的中国是这样，因为没有“纯粹竞争”这个前提，价格机制在这里是失灵的。

　　雷诺兹在其另一本着作《微观经济学》中指出：“保健业也具有有趣的经济特点。需求大部是由医生决定而不是由消费者决定。医生决定，多少时候你须要去看他，你是不是该进医院，在医院该住多少时候，是否需要动手术，该服什么药和做什么检查。”“在美国，医生是收入最高的职业；而这和他们实行的价格不是没有关系的。各地区的医生，是‘合作的寡头垄断’”。“在纯粹竞争下，不正常的高价格水平，说明供给不足，人们可以期望增加供给会带来价格下降。但是，在寡头垄断下，不一定这样。大夫收入很高，这一事实并不证明他们太少。”雷诺兹就美国国情而发表的这些意见，与以上对医疗服务的中国国情的分析是完全一致的。

　　当然，几乎在所有的“专业领域”，都会出现信息不对称或权力不对称，譬如通讯、股市，等等。在中国，“行政垄断”更是一个“特殊国情”。然而，医疗卫生领域还有一个与其他专业领域不一样的特点，这就是，在健康保障上老百姓是没有退路的。不满意通讯市场或股票市场，可以选择放弃，作这样的选择并不会构成致命的威胁。但在健康保障方面，涉及到人的生命质量的底线，绝无退路。如果选择放弃，其结果则是不言而喻的。

　　所以，治病救人乃至救死扶伤是医生的神圣职责，在这个领域，人文关怀绝对少不了。在西方，有《希波克拉底誓言》，提出了“关心病人比关心病更重要”的价值判断，奠定了当代医学伦理学的基础。在中国，药圣孙思邈也在《大医精诚》中提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可见无论古今中外，医学伦理或曰医德乃是这个领域带根本性的普世价值。

　　所以，在医疗卫生与健康服务领域中，绝不能把科学理性和经济理性当作唯一的衡量尺度。在社会政策的视野中，医疗卫生与健康保障的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同时也成为政府的一项基本责任。从马斯洛的“需求层次论”看，在社会领域的6项公民基本权利中，健康权和生存权一样，都属于最低层次的生理需求——生存权是维持生命的存续，健康权是保障生命的质量。在这两个方面，老百姓是绝对没有退路的。因此，他们的健康问题必须由政府承担起基本保障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