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绝大多数国家里，医生都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社会地位很高的职业，都是一个优秀人才希望从事的职业。但在今天的中国，医生职业却几乎沦落到一种过街老鼠的地步。尽管我国医药卫生领域存在着种种问题，老百姓还有各种不满，但是医生的职业地位问题已经成为各种矛盾的焦点和核心。如果我们不能打开这个结的话，其他任何问题都无法得到解决。

　　从世界上十个人口最多的国家来看，在医生与人口比重的指标上，我国处于中位的情况，比印度要好得多，而俄国的比例是最高的。然而在我国两百多万的医生当中，只有不到一半的医生具有本科以上的学历。在绝大多数国家当中，本科学历是成为一个医生的基本门槛，还有些国家将研究生学历作为医生的门槛。因此，如果我们按照医生的国家标准来衡量，我国医生人口比重便低于许多国家。这意味着我国目前仍然存在着大量的赤脚医生。当然，赤脚医生在中国仍有积极的作用。但是我们要看清这个现实，老百姓往三甲医院那儿涌去，他们就是看医生去的，他们愿意到那个地方去看有质量、高水平的医生，这是一个现实的问题。

　　然而，目前在医生数量上存在着一个极其荒谬的矛盾和悖论，即一方面我们大量缺乏有质量的好医生，但另一方面我们发现大量的医学院毕业生又没有加入医生的行列，而去从事其他工作。我把我们改革之后30多年的数据做了三个十年的划分。第一组数据是每年新毕业的高等医学专业的毕业生，这是医生的供给数量。另一组数据是十年当中新增加的医生，可以近似地代表医生的需要数量。将这两组数据相除，大致上反映了医生的一种供求比关系。由于新毕业的医学院医生除了填补新增加的缺位外，还需要填补退休的医生空缺，所以新毕业的医生应当超过新增加的医生数目。

　　在1978年至1988年的第一个10年当中，我们发现医生数量供不应求，即每一个医学院毕业生对应着了两个新增加的医生位置。这说明新增加的很多医生是有本科教育以下的人来添补的。第二个10年（1988-1998）的情况发生了挺大变化，医生的供求数量大致相当，供给稍微超过了需求一点。但是最近12年的数据，却出现了极为反常的情况。平均当这边医学院毕业了7个人时，却对应一个新增加的医生。这意味着我们医学院的大量毕业生没有去做医生，而去从事了其他 工作。问题在于医生在中国并非过剩了，相反我们极其缺乏有质量的医生，但是大量的医学院毕业生却没有成为医生，或是主观上不愿意去，或是客观上没有位置。

　　这个问题是我国医疗卫生体系中存在的最严重问题，一方面有质量的医生极度缺乏，而另一方面医生却没有成为人们向往的职业，无法吸引最优秀的人才。现在好多呼声认为，只要政府多投钱，我国医药卫生体制中的许多问题就可以解决了。其实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投钱问题。如果医生问题得不到解决，无论政府投多少钱，都无法解决看病难的问题。

　　如何才能解决医生的悖论问题？我们可以看一下经合组织（OECD）国家中医生收入与社会平均收入的比。我们发现在这些国家里，全科医生中位数的情况是三倍，即全科医生的收入是社会平均收入的三倍。而专科医生与社会平均收入比，差不多是4倍。尽管我国医生的收入有多少是一个谁都说不清楚的糊涂账，但从公开合法的收入来看，医生的收入绝没有社会平均收入的3-4倍。从人们对公务员的职位趋之若骛，而对医生的职业躲之不及来看，医生的收入肯定不具有吸引力。即使有一些高收入的医生，但其收入方式的不光明正大，也使得医生职业失去了应有的尊严，不仅得不到人们尊重，而且成为医患冲突的重要原因之一。

　　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研究，将14个OECD国家的全科医生与专科医生分开看，看依靠工资收入的医生占整个医生的比重是多少。我们发现在全科医生当中，主要靠工资收入的国家的很少，只有芬兰和冰岛。但在比较多的一些国家中，依靠工资收入的专科医生占了多数。当然从总体上看，在多数国家里，依靠工资收入的专科医生还是少数。医生是否以工资的收入方式为主，代表着医生的就业方式：是作为一个医院的雇员，还是作为一个独立的自由职业者来就业。这些数据表明，在多数国家里的大多数医生都是自由职业者，特别是全科医生，而只有少数医生才是医院的雇员。

　　这说明了一个重要的道理，即全科医生需要有更强的收入激励，而自由职业才能够给他提供足够强的收入激励。而专科医生，因为他在大医院当中做科研、有研究的经费，有其他学术发展和出名的机会，所以反而较多的专科医生可以是医院的雇员。从英国的情况来看也是如此，英国的全科医生基本上都是自由职业者。由此看来，我们现在的做法正好是走了相反的道路，即把基层的医生用收支两条线的计划体制给包下来做死了，把激励机制做死了。相反专科医生却既享受了计划体制的工资、就业保障，又拿了很多体制外的收入和机会，享受了市场机制和计划机制的所有好处。在这样一种激励机制下，我们是不可能把基层医疗做强的，而必定是把基层医疗越做越死，没人愿意去基层当医生，病人也不愿意去基层医疗机构看病。

　　最近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访问上海，他曾经做过墨西哥卫生部部长。我向他了解了墨西哥医生的就业情况。他说墨西哥很多医生是医院中的雇员，但他们同时有一部分时间可以个体从业，在私人诊所看病。因此，私人诊所收入成为一个重要的补偿部分，给医生带来收入上的激励。

　　医生的就业方式不仅与收入激励有关，而且还与医生的就业机会直接有关。我问了很多医学院的学生，你毕业为什么不去做医生？回答是找不到医院工作， 事实上是找不到三级医院的工作位置。因为在中国医生与医院的关系，基本上是一个萝卜一个坑，一对一的对应关系。在这种就业方式下，永远解决不了医生的就业问题，因为三甲医院的位置永远是有限的，不可能容纳每年毕业的这么多人。在中国，如果进不了三甲医院，去基层、去二级医院的话，意味着你的职业生涯就没有什么希望了，因为其他一系列的科研、晋升指标和机会都与三甲医院联系在一起。

　　但在国外情况则完全不同。哈佛医学院的毕业生并不是每个都去大医院工作，而可以去当一个基层诊所的医生。一个好的医生与好的医院之间是一个互相竞争和吸引的关系。即使你是一个小诊所的医生，只要你医术高明，就可以与一家或者几家大医院签约，有推荐病人去大医院看病的权利，或者自己去大医院给病人开刀。这种弹性合同制的就业方式，就把大医院的医疗资源盘活了。大医院的先进设备和手术室，是向全社会开放的资源，它对最好的医生开放，你都有机会可以来使用我的资源。同时好医生的资源也被盘活了，它是一个灵活的弹性资源，可以同时在诊所和几家医院工作。中国目前最稀缺的资源就是医生，好医生非常稀缺。稀缺的医生资源得到怎么样的经济激励，采取怎么样的就业方式，是解决医生问题的关键，也是解决我国医改种种问题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环节。

　　我们目前用行政定价的方式，不顾医生劳动的价值，不顾经济发展的水平，不顾老百姓对医生服务的需求状况，将医生医疗服务的价格一定几十年不变，看一次病的收费远低于看一次电影的票价。同时我们采取的是所有医生都只能固定成为某一家医院雇员的僵化就业方式，这种收入和就业方式将我们的医生逼良为娼，是造成我国医患矛盾的最根本原因。只有当医生得到起码和体面的收入，成为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我们才能吸引最优秀的人才学医，我们才能期望在自己最需要医生帮助的时候得到最有质量的医疗服务，才能期待医生重新成为白衣天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