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许，美国是率先为生命作价的国家。美国联邦环境保护署2008年列出的统计数字显示，每个美国人的“统计学生命价值”为690万美元。其实，对于生命的估价来源医疗保险行业的配给制度，在英国和澳大利亚，全民医疗使得医疗费用连年增长，而社会资源是有限的，有学者就认为，除医疗保险之外的其他社会目标，如正义、美好、知识等也理应占有一部分社会资源。所以，他们给生命进行了估价，约为每年 5万美元，不同地区间会有几千元的差别。在种前提下，如果有人正面临生命危险，而救治的费用又超过了 5万美元，那么他们或许就会认为得不偿失。

　　世界医疗保险的支出一直持续增长，而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种增长势头还会一直持续下去。几乎每个工业化国家在医疗保险方面的花费都不低于10%。在美国，每7美元中就有1美元花在了医疗保险上。如果我们不想耗尽可另作他用的社会资源，就必须进一步对医疗保险开支进行配给。如果不进行配给，各种基本的医疗保险服务都无从谈起。现在，由于像器官移植之类的新医疗技术的费用不断攀升，使得国有及私有部门的投保人想尽了办法来减少医疗保险的开支。加拿大和英国的患者不得不为了昂贵的医疗费用而忍受漫长的等待。法国、德国和日本对医生和医院的医疗费用做出了限定。澳大利亚则拒绝对治疗效果与开支不匹配的药品付费。美国的卫生维护组织则给节约了医疗费用的医生发奖金。以上措施虽然有效控制了医疗保险支出的上涨，但是仍遏制不了这种上涨的趋势。于是，几乎世界上所有的国家都在想办法控制医疗费用。经济效率和资源有限是各国政府配给医疗保险的主要依据。

　　1989年，俄勒冈州对享受医疗补助的患者的医疗服务进行了形式隐蔽的配给。每年，该州都要公布一个关于740种健康状况与相应治疗方法的“优先次序名单”，例如对肺炎的药物治疗方法等。这些相应的措施依据成本效果的优良排列等级。一旦医疗措施出现了等级排列，州政府就对这个名单划了一道界线。目前这个界线划到第566种治疗措施（用于治疗输卵管机能障碍）, 州政府拒绝为界线以下的治疗措施支付费用。如果享受医疗补助的患者想要得到界线以下的治疗措施，他们就要自付医疗费或者说服医生给他们提供免费治疗。许多患者(即使不是最大多数)以不能得到治疗而告终。

　　英国的国家临床评价研究所认定了每质量调整生命年开支低于2万英镑（约合3万美元）的医疗措施，并否定了每质量调整生命年开支高于5万英镑（约合7.5万美元）的措施。在澳大利亚，这一限额分别为1.3万美元和6.5万美元。加拿大也制定了相应的限额，尽管这些限额在实际应用中并不十分明确。如果以上国家坚持它们的限额规定，那么它们的医疗保险资金就会根据新的医疗技术的成本效果而上下浮动。这就引出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这些限额合理吗？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为生命定价，而一些投保人似乎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英国、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政府将从纳税人交纳的税款中拿出2万美元或3万美元，从而使每个市民都能获得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然而，它们却不愿用6.5万美元～7.5万美元来为每个市民再赢得1个质量调整生命年。这就意味着，它们认为1个生命年的价值大约为2万美元～7.5万美元。

　　对于我国的医疗行业来说，可以说浪费和低效率是惊人的。面对已经普及的全民医疗，对于有限的医疗资源来说，无止境地满足人们对于健康的需求是不现实的，那么，配给就不可避免，对生命的估价就有非常现实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