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前，笔者与一位深谙德国医疗卫生体系的老师讨论，为促进德中医管交流，有一些启发。

　　标准化、具体化

　　德国医管的典型特色是标准化、具体化。为服务标准化设立下限。坚持一具体就深刻。套用中国民间俗话叫做：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没有。德国医疗行业大体有两块业态，一块是少数医生工作在类似“大梅奥”的一个价值体系内；另一块是大多数医生工作在按人头承包服务、深刻做医防协同的价值场景里。基本能解释、能解决：该有多少患者，什么疾病以及支出。

　　反观国内医疗行业：一是患者、疾病的总图谱不甚清晰，这增加了工作、服务、权益保护的难度；二是医疗改革好像抓住一块，问题又跑到另一块，缺乏整体治理、全盘规划的效果可视性、未来可期性；三是治疗方面搞不好的话，要搞好医防协同、公共卫生则难上加难。四是做任何工作，谈及做实做细，都必须从口号到行动，从触骨头到捏着肉，德国给出启示。

　　德国医管显示出人财事物都跟着规划体系、项目走，在此前提条件下，医生的工作再随着病人需求走。德国医生薪酬分配一般不与即期工作量挂钩，而与历史工作表现挂钩，这自然促进了医生接受再教育、长期考验，也直接形成了医生工作档案。德国医疗卫生政策及实施，已显示出政策经济的极大意义，可以将其运行视为实施性科学，包括但不限于技术、管理。

　　商保机构受启示

　　当前，社会办医、商保机构办医（或者购买医疗服务网络）比较热闹，也遇到些现实问题。站在商保机构运营工作的视角，什么样的“保险+服务”是好的？是以用户为中心，医疗服务过程、结果都合理可控。德国经验做法是重视将医疗服务呈现到、落实到表格，并且不厌其烦，攻克其繁。这应是商保机构特别看重的，这种科学严谨作风对保险、医药都有好处。

　　好方法需要好执行，在执行中不走偏、逃避。笔者感触：德国的国民文化体现出特色明显的军事化风范，也由此成就了世界顶级的人均品牌拥有率。无论是世界500强企业，还是遍布德国的小作坊企业，其组织、纪律令人佩服。在我国，从行业法规政策，到企业行为准则，还欠缺许多标准完善。在国家、地方标准逐步制定出台的过程，也需要企业自主先行先试。

　　举例：在医疗事件中，外科手术切除肿瘤前，需进行必要的穿刺检查并重视检查结果。医患双方应根据检查结果共同决策，目的是使患者有最大获益，减少不必要的医源性伤害。再举例：在DRGs、DIP等住院支付方式改革实际运行后，更应重视区分手术操作与非手术操作的边界保持，这是更接近底层逻辑的重要事情。类似这些标准的工作探索，造就服务的品牌。

　　品牌对商保机构办医（或者购买医疗服务网络）来说，是超级大事。德国人被戏称为欧洲的上海人，荷兰人在这些优点上也不遑多让。德中之间有国情、社情、行情上的巨大差异，但商保机构系统性地学习德国医管，结合中国综合医改、医院之间竞争，去挖掘话语权、生产力，是非常值得做的尝试。箴言：成功不可复制，失败可以借鉴，借鉴了失败，离成功更近。

　　广泛地赋予监督

　　国内综合医改，特别是医疗改革、医保改革，都在强调重点监控。这带来一些成本，效果还不够稳定。取鉴德国经验做法，我国目前在做的重点监控，最后都要交到广大患者亲手去做。这种广泛监督权利、能力将覆盖事前、事中、事后，也将最管用，最识大体。比如：急诊、急救，就看瞬时各环节有没有按时做到标准、内涵；再如：危重症治疗、护理，有没有到位。

　　我国医保部门常提：以人民利益为中心。按德国经验，医保部门为长期照顾好需求侧，也必需长效照顾好供给侧。笔者进一步引申思考：医保部门应合理保证好医疗体系运行。医疗筹资压力在医保、财政、商保、患者。医保部门、医疗行业尽力保证患者“起点相同的公平，胜过结果相同的公平”。比较极端的一个例证：德国没有为特殊儿童设立特殊学校值得深思。

　　笔者感触：医改若学三明，医疗要学德国。综合医改在医生群体既得利益（不够阳光，蒙了一层灰色）上造反，医保部门、商保机构要合理保护被造反者的一些应得权益（物质的、非物质的）。医疗行业是个特殊行业，即便如此，医生个人能力的不可替代性、资源紧缺性有下降趋势，这会需要一个较长期的过渡过程。在此期间，从德国医管经验我们看到一种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