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上没有哪位临床执业医师想和法律官司沾上边。对于每个医生来说，遭到患者起诉可以算得上自己执业医师生涯中最可怕的一件事，同时这期间的法律程序和双方博弈也是最让人烦心的经历。但面对疾病的复杂和一些不可预见因素的综合原因，每个医生在执业道路上都曾或正在如履薄冰。

　　Medscape曾在2015年调查了近1400名因医疗事故而受到起诉的医生。在美国，医疗官司诉讼中临床专业中最多依次是内科15%，家庭医学13%，妇产科9%，精神病科8%，胃肠道科6%，心脏科6%和儿科5%。疾病诊断失误占据了医疗诉讼性质的35%，治疗失败占17%，因医疗知情同意引起的诉讼占4%，其他45%中包括了一些更复杂的原因。如果说诊断失误和治疗失败是有各种临床技术水平因素占绝多数的话，那么4%因为医疗知情同意引起的就完全可以依靠医生的“话术”可以做到相对避免发生。今天，本文就来谈谈这4%的问题。

　　在美国，医疗纠纷案件一般要求原告证明医生提供的医疗在标准以下。据统计，在医生责任险的赔付中，因缺乏知情同意而进行索赔的比例可占到40%以上。如果没有或有很少在案的谈话相关文档，原告患者很容易就能赢得官司。更糟糕的是，未能充分记录知情同意环节使得原告方怀疑所接收到治疗的整个过程。原告的律师可能会指责被告方医生提供不合格的医疗救治，并可假设断言医生在治疗中没有像患者充分说明过程的风险。由此种种，原告律师可以试图在被告方上做更大的文章。那么如何做到合理的进行知情同意告知呢？我们需要关注以下几个点。

　　01、警惕如何表达

　　20世纪70年代由阿尔伯特主持进行的研究发现，在沟通中，口头语言只占7%左右，大部分沟通是由非语言发出的信息（55%）和语音语调（38%）完成。患者对医生的语调是极其敏感的。一篇2002年7月发表在《外科学》杂志上的研究发现，外科医生的语气和日常患者随访及医疗事故索赔历史有着密切关系。那些语调中透露着主导地位的外科医生比起那些在语调中透露温暖和同情的外科医生更容易遭到患者起诉。当和患者讨论知情同意书时，医生需要观察患者的眼睛，而不是分析患者肢体语言或者盯着电脑回答患者的提问。看着患者的眼睛，并使用简单的短语，诸如“我知道这是可怕的”，或者“我明白你所关注的地方，”可以帮助医生更好地与患者沟通。很多证据表明，在知情同意讨论中，如果医生忽略表达方式中的情感成分，患者离开时会感觉不安。因此，单纯认同患者感受可以帮助在谈话结束后患者感觉到被尊重和理解。

　　02、问-说-问模式

　　即首先询问患者对疾病或治疗情况的自我认识程度，然后医生进行告知风险及相关的宣教，最后医生向患者提问让患者重申，以确保在对话过程中患者理解医生所告知的内容。同时她还建议医生需要询问和评估患者的期望值，以便在谈话过程中打消患者不切实际的期望。医生需要竭尽全力让患者在治疗中不感到脆弱无助。在医疗机构中，患者穿着病号服坐在病床上，仰望着听另外一个人告诉自己这个检查要完成或是那个操作要做，很容易会处于一种脆弱的状态。我们应给予患者着装的时间，并和患者都坐在同一视线平面上。与其在法庭上面对原告方患者5年的时间，不如在治疗过程中耐心地与患者好好交流5分钟。

　　03、需要说什么

　　在谈话中使用一个“合情理的医生”的标准，或“合情理的患者”的标准。“合情理的医生”标准——在谈话中医生必须向患者告知那些其他同专业医生也会告知患者的风险。“合情理的患者”标准——在谈话中医生必须告知正常患者获得信息后可做明智决定的谈话内容。在治疗风险谈话中最常见导致法律诉讼的正是那些最经常发生的操作治疗和具有高度复杂性的操作治疗。前者是因为频率变高，医生一定程度会产生谈话的松懈导致患者没有充分理解风险，后者是因为复杂性的操作治疗导致患者难以理解。医生在谈话过程中需要充分考虑到患者语言理解能力，如高龄患者，更需要进行充分沟通以保证信息的对等。在谈话后询问患者所了解并知晓的风险、收益和治疗方案，并继续交谈直到患者能够正确知晓。除此之外，还建议医生可以提供如讲义、视频、网站链接等多媒体资讯使患者进一步全方位了解有疾病有关的治疗程序或医疗信息，因为这些可能有助于患者对于知情同意书的理解。

　　作者：周璐靖

　　来源：靖观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