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汉市现场问政播放的短片显示，督查员因耳鸣来到武汉市第三医院就诊，科室主任对督查员做了脑部CT等检查后告诉他：“这个病如继续下去，将来就算来找我看病我也无能为力。”该主任称需住院进行十天左右的治疗。督查员当天又到同济医院检查，该医院告诉督查员，耳鸣是因熬夜过多引起，注意休息即可痊愈。短片播完后，作为嘉宾，来自英国的常青博士向武汉市副市长秦军发问：“医生收入是否与病人消费挂钩，病人是医院的唐僧肉吗？”

　　现场问政播放的另一短片显示，谭先生去年因身体不适来到武汉天安医院检查，在做了抽血化验等多项检查后，医生告诉他得了前列腺炎。半月后谭先生再去该医院复查，被告知需要进一步治疗，否则可能演化成癌症，最终花了1万多元。疑惑的谭先生随后来到同济医院检查，结果表明他只得了普通炎症。

　　一次现场问政上有两例医疗质询，且都是过度医疗问题，严格地说是医德问题，再严格地说是医疗诈骗问题，而这些都是讨论多年的老问题，可见，中国医疗亟须进行制度性改革，修修补补已无济于事。

　　无病诊断成有病，小病诊断成大病，甚至对病人恐吓，让病人进行不必要的检查，买不必要的药品，白手套掩盖着的贪婪的黑手便偷偷把病人的钱包掏空了。

　　笔者也有就医被“宰”的经历。几年前因腹泻去医院检查，医生说需要服药三个月，药费1万元左右。由于笔者当时要到国外工作，就花了800多元开了一个星期的药，服完这一个星期的药没任何疗效。笔者到喀麦隆后，便在驻地很小的一家医院（西班牙修女开的）就诊，那里的大夫说是小问题，给笔者开了Métronidazole和Nystaline两种药，三天的剂量，说很便宜不用交费了。笔者把这三天的药服完了，腹泻痊愈了，至今未犯。

　　过度医疗的主要原因是医药不分，医生的收入与病人的医药费挂钩。医院既看病又卖药，当然就要想方设法多卖药，开出去的药越多，让病人检查的项目越多，医生的收入就越高，为医院的创收也就越多。由此，无德医生会把几块钱可以治愈的病开出几百元的药，门诊可以处置的疾患让住院治疗，让病人进行多项不必要的检查，在加重病人经济负担的同时，也造成巨大医疗浪费，急需手术的病人没床位，而不需要住院治疗的人却在那里占着病床。

　　医疗改革的总目标应是全民毫无差别的免费医疗，这样就可以彻底摒弃目前医疗制度本身的弊端，提高医疗效率，达到帕累托最优。如实行全民免费医疗或全民医保的英国、法国、德国和瑞士医疗总开支占GDP的比重分别为9%、11%、10%和11%，这4个国家的人口预期寿命（2011年）分别是80岁、82岁、81岁和83岁。美国是发达国家中少有的没有实现全民免费医疗的国家，导致私营医院和医生的利益与病人的医疗消费挂钩，医生把自己开富了，把病人开穷了，医疗效率极低。2012年美国800个职业中，年薪最高的16个职业除了企业首席执行官以176840美元排第11名外，其余均为各类医生，美国医疗总开支占GDP的16%，人均医疗开支是其他发达国家平均水平的2.5倍，可美国人的预期寿命仅79岁，远不及实行全民免费医疗的其他发达国家。

　　所以说，要想提高医疗效率、缓解医患矛盾、根治“医闹”，就必须首先从医德上下手。但人都有利己心，医德还得靠制度去约束，要想解决医德问题，就必须改革医疗制度，即使我们在短时期内不能实现全民免费医疗，也要尽快做到医药分开，禁止医生的收入所得与病人的医药费挂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