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是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也事关经济转型的未来。


　　假设让你选择，你是会选择由国家免费提供医疗服务，但伴随的是无休止的、难以预期的等待和延后；还是会选择私立医疗机构，或许能随叫随到，但是前提是你需要能负担得起高昂的价格。这是一个两难问题。


　　模式之争


　　如何才能缓解看病难？是跟随英国走全面福利保障路线的政府为主导模式，还是该效仿美国建立以市场为主导的医疗体系，或者兼而有之，哪条路线更能解决问题？


　　在中国，有一些专家建议学习英国模式，建立一个基于税收的全民免费医疗制度。但国内大多数专家、包括大多数政府部门，都不主张学习英国模式。事实上，中国在80年代之前在城镇国有部门中实行的就是这种模式，结果政府根本无法承受，才有了90年代的改革。即使在英国，随着人口的增加和健康意识的增强，这种全民医疗免费医疗体系的弊端也越来越越显现出来，在英国首相布莱尔上台时，由于国家医疗体系设施陈旧、手术等候时间长达几十个月，其一度被骂为欧洲最差的医疗体系。


　　美国则是发达国家中的另类，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提供全民医疗保险的国家，这种医疗体制背景下最突出的问题就是费用过高。从整体看，美国医疗体制以私营为主，医疗消费以个人为主。 大多数65岁以下的美国人，依靠的是私人医疗保险，这其中主体是公司为员工购买的保险，以及参加家庭保险或直接购买个人医疗保险。随之而来的是巨额的医疗保险开支，也成为压在美国企业身上的一座大山。从成本效益来说，美国的医疗效率并不能尽如人意，以2001年为例，美国卫生保健费用占GDP的比重是13.9%,可如此高的费用下，依然有15%的人口没有医疗保险。


　　不同之处在于前者将医疗保障看看作是公共产品，后者更多是看作个人消费品。从直接买单者来看，英国模式是政府，美国模式是企业。差异不在于谁更有效率，而在于制度上设计上更倾向于怎样的利益分配。因为不同国家的税收来源主体不一样，有的是企业，有的是个人。


　　能否缓解“看病难”?


　　目前，国内各方基本已达成一个共识，未来医疗体制应当混合政府与市场。简单来讲，就是请政府放开准入限制，不要再严格管束。但是，让民营资本进入就能解决“看病难”问题吗？


　　第一，民营资本能否给我们带来放心的医疗质量？医疗机构是救死扶伤的地方，其医疗质量主要取决两点：医生的技术和医疗设备，这两种资源的获取都离不开充沛的资金。民营医疗机构大多存在资金不足的症状，相反公立医院却可以通过政府获取或明或暗的补贴，从而成为高端医疗资源的天然垄断者。同时，国家医疗福利机构又拒绝报销患者在私立医院的消费，从而将私立医院、私人或合伙诊所置于一个不公平的位置。


　　在竞争的起跑线上，民营资本先天就落后一步。而资本的趋利性驱使下，民营资本迫于营利和持续经营压力，会不会用一些低端的设备以次充好，会不会请一些赤脚医生来制造出一批伪专家来？这个恐怕很有可能。


　　第二，民营资本的进入能否降低医疗价格。医疗服务可以划分为两类结构：基础医疗和高端医疗。而医疗的特殊性在于，高端永远不会饱和，因为人不可能长生不老，所以高端资源始终是稀缺的，价格也永远会在高位。


　　作为医疗服务最重要力量的医生，至少需要培养十年时间。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民营资本投入增加，但医生数量并未增加，只是改变了结构，这会使得金字塔的顶部集中更多资源，最明显的一个表现是你在民营医疗获取高端医疗服务的价格变得更高啦。


　　第三，能否解决医疗资源不足和资源配置错位的问题。据统计，我国80%的医疗资源在城市，而城市里80%的医疗资源又在大医院，无处求医和一号难求的现象比比皆是。


　　目前，我国医疗市场是一个受政府严格管束的市场，严格的准入规则限制，再加上随着经济增长而迅速攀升的医疗保障需求，医疗资源供给不足的问题日益严重。民营资本的进入能解决这种结构性失衡问题吗？


　　看病难顽疾真的就无解吗？民营资本的进入到底又会带来哪些变化？


　　从新加坡的医疗架构体系可以窥见一些中国医疗改革的未来景象。新加坡走的是公私功能互补型路线。从构成上，初级卫生保健服务主要有私营医疗机构提供，住院服务主要有公立医院提供。新加坡私立医院和公立医院的数量相仿，但是医疗服务质量却差别很大。这是因为，由于市场竞争的力量，一般都能将初级医疗保健服务的价格维持在低水平。新加坡政府认为，由于医疗市场的特殊性和局限性，在高度专业化的住院服务时，政府必须进行调控，最简单有效的办法就是以公立医院作为住院服务的主要提供者。


　　这就是未来中国医疗体制的基本框架：一个有限的、在较小规模上运转的国家医疗福利体系，加一个自由竞争的医疗服务市场，两者相辅相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