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高州人民医院“可惜”，说不上，如说“可惜”，就是我们对它的期望太大。

　　经历了“高州模式”的起落，人们也许应该冷静下来去思考卫生领域的规律性问题，凡事有两面。当2010年大家都在追捧“高州模式”广种薄收的时候，我就曾表示了自己的忧虑，回顾具体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是否以牺牲医疗安全为代价。高州医院的病人量增加，医院的医务人员是否增加？病床与医务人员的比例是否符合规定？如果医院是提高医务人员的工作量，是以牺牲医疗安全来提高效益，如果医院的病床与医务人员比例不符合规定，是以牺牲医疗安全来医院提高效益，那我们必须慎重思考，毕竟医疗安全是第一要务。

　　第二，是否导致恶性竞争。患者的发病率基本是固定的，如果“高州现象”得到推广，所有医院都走平价路线，我们有很多医院的综合实力比高州医院强，比高州医院更具有区域优势。在这样的竞争中，高州医院是否会失去原有平价的优势？高州医院是否会病源减少？病源减少是否会导致高州医院的收入下降？医院的收入下降，是否会人才外流？人才的流失，是否让医疗质量降低？医院是否亏损？在这种竞争下，其他医院是否也会亏损？医院之间是否陷入一种恶性竞争，导致所有医院的医疗质量都降低？

　　第三，是否符合医疗分级治疗原则。我们的卫生政策是大医院治疗大病，小医院治疗小病，提倡的是小病在社区，大病进医院。如果“高州现象”得到推广，是否助长了我们的一些小医院为了提高效益赚钱，都引进大项目，大设备？如果小医院都做高、尖端的，赚大钱的项目，如心外科手术等，是否会出现大医院的人才、设备利用率不够，医疗资源浪费的现象？医疗质量与安全又如何保证？是否出现医院定位不明确的问题？

　　我们的医疗，存在的一个问题是，医疗机构定位不准，无法做到分级治疗，大医院看小病，小医院看大病，大医院过度扩张，大小通杀，小医院无法存活，社区医疗资源薄弱。

　　第四，高州医院的医生不收红包，管理规范，是我们的各级医院要学的。但是，推广高州医院的整个模式，我们必须慎重。

　　于这种“高州现象”我思考的两个方面：一是在高度市场化的中国如何发展好公立医院，政府在这个市场中必须充当一个什么角色？（但不能逃离现场。）二是在市场环境下的公立医院如何体现人对生命的尊严和医护工作者的尊严——这就是政府、医生和患者对疾病治疗的态度。如果这两个方面都做好了，什么医疗体制都不是问题。而体制的选择又是看两个方面：是否满足群众适度的看病需求和行政成本。

　　现今，昔日的“高州模式”也许不再，或许人们会更加冷静地关于“高州后现象”，如何使人们从更高的高度、更远的视野看一个普遍存在的“高州现象”（我不把高州现象看作是“高州模式”），放眼整个医改，不再局限于对其是是非非的判断或臆测，或对于表象一个“全或无”的判断，它既不是中国的医改方向，更不可全盘否定，而是去总结经验，并吸取“急躁、冲动”的教训，深入思考医疗的内在规律。毕竟我们脚下的医改之路还很漫长，路难走还得走，必须老老实实地直面问题前行。

　　在这里，我对高州现象有“三个精神和四个死穴”的总结。首先，高州人民医院值得学习的三种精神：勤俭办医的精神、心系民心的精神、任劳任怨的精神。但同时，“高州模式”不能复制的四个死穴：家长式的医院文化，没有制度保证的探险，粗犷无序型的管理，政府不投入的“无政府状态”。假如将其真正置于市场不戴公立医院的帽子，通过国家行业法规监管，四个“死穴”定能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