概述：文章指出民营医院难做根子在分工错位：公立应保公平公益，民营应拼效率质量。但社会却用公益尺子要求民营，不给公益待遇，致其身份尴尬、陷入困境。出路在于明确政府与市场边界，让二者各司其职，民营凭本事挣市场的钱。

　　——从公立与民营的功能定位说起

　　做民营医院的人，大概都有一肚子苦水：审批难、人才难、医保难、税负重，处处是坎。于是有人把难，归结为政策不够支持，归结为行业太卷。可这些，多半是“果”，不是“因”。把账算到最后，我总觉得，病根不在民营医院本身，而在制度给这个行业的安排上。

　　先把话说回制度设计的本意。我们国家最初的设想，其实并不含糊：公立医院，管的是公平和公益，让更多人看得上病、看得起病，这是国家必须担起来的责任。民营医院，天生是来解决另一个问题的——服务效率和质量问题。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逻辑。公益的逻辑，讲的是普惠，人人有份，成本可控；市场的逻辑，讲的是竞争，谁服务好、谁效率高，谁才能活下来。

　　可我们的社会，是在计划经济体制里长起来的。几十年间，看病由国家管、医院由国家办，老百姓早就习惯了“公益医疗”。这份习惯，不是坏事。它带来的最大好处，是公平——不管你富不富，基本医疗人人平等。但它也有一个绕不开的代价：效率和质量的低下。道理很简单，凡是不愁客源、旱涝保收的供给，都没有动力去琢磨“怎么把病人服务得更好”。大锅饭香，端久了，人就不想再费力气炒小灶。

　　民营医院生来就是要补这个短板的。它没有财政拨款，每一分钱都要自己挣。它要活下去，就得把服务和效率做到位，就得收一个能覆盖成本的价钱，就得优先服务那些愿意为更好医疗掏钱的人。这不是道德问题，是经济规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也从来没有哪种分工，能既做到极致的公平、又做到极致的效率，还不需要任何成本。财政给得不够，投资要有回报，这是任何市场化机构都躲不开的约束。

　　偏偏，社会对民营医院的期待，用的还是“公益”那把老尺子。老百姓觉得，医院就该便宜（要求民营医院便宜、普惠、薄利甚至不图利）；投资主体觉得，办医院就该赚钱，拿资本回报的标准衡量自身，结果发现财政补贴没有，医保额度有限，人才政策受限，一头都靠不上；连政府职能部门，有时候也用考核公立医院的标准，去衡量民营医院。三种期待拧成一股绳，都在把民营医院往“公益”上拽，可又不肯给它“公益（公办医疗）”的待遇。这就是身份错位——让一个做效率的机构，去扛公平的使命，还不给它公平的资源。这笔账，怎么算，都是难做。

　　错位的代价，是双重的。一边，医疗资源被无效地投下去：人挤在公立体系里排长队，民营医院的能力却闲着；钱花了不少，整体效率没提起来。另一边，民营医院越来越难，越难越容易出问题，越出问题越被贴上“不可靠”的标签，事情只会更难做，成了恶性循环。

　　“上帝的归上帝，凯撒的归凯撒。”用到医疗上，就是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公立医院，守住公平和公益的底线，一心一意保基本、兜底线、管公平，把基本医疗、公共卫生、兜底保障做扎实，这是政府的分内事，责无旁贷。民营医院要凭本事挣市场的钱，放开手脚去做效率、做质量，做差异化，做特色专科，做高品质的服务，这是市场该发挥作用的地方。二者不是对手，是两只手，各有各的职能，合起来才撑得起一个完整的、健康的医疗体系。因而，不能让民营医院戴着“公益”的帽子走市场的路。

　　所以，民营医院的出路，说到底不在民营医院自己身上，而在于体制是否能重新确认它的功能定位。什么时候全社会真正想通了“政府的归政府，市场的归市场”，什么时候老百姓认为去民营医院看病就是“贵得有道理”，什么时候民营医院才算真正找回了自己。这一天来得越早，医疗资源的浪费就越少，老百姓多元的医疗需求，也越能得到更好的满足。这既是民营医院的出路，也是我国医疗供给侧改革绕不开的一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