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秋后的第一个周日的午后，我又来到徐志摩纪念馆小坐。这里闹中取静，鲜有人至。着实是一个喝茶、看书、写东西的不二佳境。

　　今天写的文字的内容，是基于这几天听到、看到的愈来愈多关于社会办医的不好的声音，郁积于心，不吐不快。

　　回来路上，收到一个微信，是一位地方政府的领导朋友发过来一篇这两天在网络上热传的文章，《2025医疗大地震，1300万医者何去何从？》，我随手回复，“是的，社会办医出了系统性问题了”。

　　是的，社会办医面临系统性危机，文章的题目是这样了。

　　谁也不曾想到，以救死扶伤为天职的民营医院，如今也是病入膏肓，而且，几乎是全行业。

　　回顾亲历的社会办医20年，这是一曲悲歌。

　　悲歌的主旋律是，社会办医及全体从业者，曾经满怀理想，努力打拼20年，也确实为经济社会的发展、为百姓健康，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到头来似乎成了过街老鼠，人人喊打，死绝才好。社会办医是多余的，该全部关停，这样的看法和观点，似乎已成为社会主流。舆论如此，百姓如此，ZF官员如此，公立医院更是如此。

　　然而，有些事，不能忘，所谓“前事不忘后事之师”。

　　记得上世纪80-90年代，医疗资源极度匮乏，医患矛盾日益尖锐。医院与医生，因财政不足，医院发展、医务人员待遇，相较于国内外社会，都严重滞后，手术刀不如剃头刀就是那个时代的顺口溜；社会百姓，一方面是缺医少药，另一方面是看不起病。“求医”是那个年代看病的代名词，可想而知，看病有多难。上世纪90年代末，医患矛盾白热化，医患纠纷、医闹，成为那个年代社会稳定问题的一个毒瘤。作为那个年代的过来人，没有经历过医患纠纷的医生似乎不多，那时作为公立医院的院长，我便挨过耳光、被打飞过眼镜。

　　改革开放刚起步，各地各级政府有限的财政经费用于发展经济尚且捉襟见肘，医疗民生问题，政府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但，医疗作为社会的第一民生事业，在矛盾如此突出甚至激烈的情况下，政府岂能坐视。

　　怎么办？发展社会办医，借助社会力量。于是第一份纲领性文件出炉。

　　2000年，卫医发〔2000〕233号《关于城镇医疗机构分类管理的实施意见》正式出台，首次提出营利性医院这个概念，这是国家层面正式支持社会办医的开始。

　　于是，一大波投资人，投身办医。我也成了第一波社会办医人。这一波办医者，基本上都是专业的、有情怀的办医者。

　　经过十余年的大力发展，一方面社会办医这条鲶鱼，极大的刺激了公立医院，让其服务得到极大改善；另一方面，医疗资源得到大力度补充，缺医少药得到全面改观。医患纠纷和医患矛盾得到根本性改善。社会百姓和政府都尝到甜头，于是，2010年代初，政府进一步给社会办医放水：控制公立医院扩张，把空间留给民营医院。很多地方从上到下下指标：某个阶段内，社会办医的总量必须达到多少。那时，每一个社会办医人，都成为社会和政府的座上宾，每一位社会办医投资人，都成为公立医院院长的羡慕对象，尽管他们也不屑与不甘。我便是亲历者和曾经的志得意满者。但是，这一波人里面，不乏很多投机者，他们是冲着钱去的。

　　三十年河东四十年河西，讲的是一种世道轮回的社会现象，只是有时轮回的时间并没有三十或四十年。社会办医的运数便如此。

　　到2010年代末期，一方面，社会办医近二十年的发展，除了量的扩张和大量低水平重复建设，确实是鲜有亮点，加之不少投资人鱼目混珠无良经营，总体来说社会办医成了扶不起的阿斗（当然这里有很大一个原因是非主观的，即一方面，行业的优质资源始终被公立医院牢牢圈住，尤其核心人才，另一方面，医院非一般企业，短期内想办出品牌、收获效益，是不可能的。它一需要经营管理得当，二需要时间）；

　　另一方面，中国社会历经40年的改革开放，经济社会得到空前发展，此时的政府，已今非昔比，手里有钱了。于是，ZF开始大力度投资医疗这个第一民生项目，公立医院得到大规模扩张。尤其经历疫情之后，更是促成了医疗行业所谓“国进民退”的事实。短短几年时间，截止2024年末，我国千人床位数就达到了7.3张，而同期的美国，只有2.8张。即便如此，高歌猛进的公立医院扩张的脚步并没有停下。

　　但是，社会办医是历史的功臣，是中国医疗民生行业快速发展的最大推动者之一，是中国百姓生命健康利益受益的最大促进者之一。

　　谁也不能否认这一点。

　　没有社会办医的快速发展，尤其前十年在医保支付尚未覆盖的情况下，第一波富于情怀的行业投资人，奋不顾身，响应号召投资办医，就不可能根本性解决医疗行业的供需矛盾，和严峻的医患矛盾这一社会问题；

　　没有社会办医的鲶鱼效应，可能就无法改观中国几十年形成的艰难“求医”生态。没有社会办医的倒逼，公立医院的专家待遇和薪酬体系可能还是低而死板，效能低下。社会办医，让很多公立医院的院长，学会了经营，让他们明白了“经营大于管理”；

　　没有社会办医投资人拿生家性命投资办医，要么解决不了医患供需和医患纠纷的社会矛盾，要么要圈进政府大量财政经费和其他资源，进而肯定影响经济社会的发展进程。毕竟，2020年以前，占GDP比例不到7%的卫生总费用支出，远低于西方国家，甚至低于所有金砖国家，却让14亿国人获得了相对满意的医疗服务，这里社会资本功不可没；

　　此外，没有社会办医的蓬勃发展，也就没有500来万行业从业人员的稳定就业和那么多家庭的稳定生活；

　　甚至，没有社会办医的蓬勃发展，就没有高等医学教育事业近20年的跨越式发展。

　　等等，社会办医的贡献，我们可以列举很多。

　　这样算来，社会办医的运势也就20年。

　　20年，从天上到地下，从来没有一个行业会遭社会如此不齿和不屑。这不只是社会的“忘恩负义”，更可能是社会的自伤。没有了鲶鱼的一群沙丁鱼，可能又会懒于游动，最终又会回到缺乏生机的局面，受损的自然是挪威的渔民。

　　同样，呼吁社会，呼吁ZF，我们必须理性看待社会办医，多些友好，少些白眼；多些包容，少些刻薄。即便不念过往的好，也要想想将来的“用”。

　　人类社会的多样性，变得越来越常态化。社会和百姓就医和大健康的需求也一样，除了基本医疗，很多特别需求也变得愈来愈多。而这类需求，是公立医疗机构无法全面提供的。这个时候，就需要社会办医来承接和提供；

　　如上所说，社会办医的存续，是公立医院的有力补充和强力鞭策。社会办医的良性存续，可以让公立医院的基本医疗做得更好，社会多层次医疗需求得到充分实现；

　　社会办医的存续，可以让数百万从业人员有饭碗，家庭有保障。如果社会办医雪崩式倒闭，数百万人失业，这对相关家庭、对社会、对政府，都是一个难以承受的压力。

　　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医疗当然不可能全面市场化，这条路走不通。但也并非非白即黑，公立医院为主体，社会办医做补充，这是基本基调。遗憾的是，现在社会上有一种声音，就是中国很快会实现“全公立，零民营”，实现全民免费医疗。殊不知，中国的医保，用20年时间，医保支付实现的比例才不到60%，免费医疗，绝对不是中国的选择。何况，绝对意义上的免费医疗在国际上都是难题，也几乎没有，因为免费医疗的系统性问题很难解决，这是一个国际难题。

　　相当时期内，中国的医疗支付体系应该是，医保为主，其他保险和支付为辅，适当个人支付的模式。

　　这种支付模式下面，差异化、规范化、高质量的社会办医，一定有继续存续的必要，社会办医不应该、也不可能被整体唱衰。

　　社会办医的系统性危机如果不能引起全社会的重视，任其恶化，恐非社会福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