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情势是：法国单日新增新冠肺炎确诊病例20多万，英国单日新增20多万，意大利单日新增接近20万，美国单日新增100万。任正非老师说：还过个屁年。也是有一定道理的。生于忧患，死于安乐。

　　有研究者指出：先要弄清楚国家疾控局产生的背景，是为了要解决什么问题？再有是要组建一个什么样的疾控局，赋予什么样的职能？

　　笔者感触：可能来不及了。需要争鸣，及时呼吁。对目前没看到的确定性问题及不确定性问题，都必要及时引起充分和必要的讨论。虽然国家决策层面有很多智囊参考，但这是事关每个社会个体的事，应有且必须有舆论力量。

　　比如：二类疫苗没人管改革，还谈什么健康中国。疾控局是应该管好此事的。又如：既然成立国家疾控局是既定事实，千好万好，千万不能够白白成立。

　　国家疾控局既然成立了，就不能偷安。偷安就要事前、事中、事后不断被批评，个中领导就承担不断被免职问责风险。国家既然高调建设，群众之口推也要推上去，不能让这改革趋势大化小、小化无。

　　疾控可以说是卫生改革领域最大短板，涉及疫情防控、生物安全、慢病防治，尤其后两项是要长期长效的。疾控部门如果做好了，能做很多卫生、医保做不了的难事。甚至可以说，健康中国主要靠疾控和公卫的发达程度。最终是完全可能实现卫生、医保、疾控大一统的，前提是都管用高效、机制成熟。

　　继续讨论就是经营哲学和学界舆论的价值辩证。一般地，疾控领导是要负责经营哲学的，许多事都想快，但快了没条件，马上做就有后遗症。学界舆论常常偏快，可能偏理想，但仍需要包容他们在守法前提下多说，可以辩证采鉴或暂不采纳。慢就是快。但有时也需要快上一步。

　　诚然，笔者一些观察意见也有冲动成分，也是鲁莽了。接下来，笔者以一个社会个体的视角，对国家疾控局的改革方案，提八方面具体意见：

　　TIP1：医保以奖为重，疾控以罚为先

　　医保“奖什么”、“赏什么”，每年数万亿医保资金支出是奖，每一例结余留用行为里有赏。疾控不拥有也不需要这么多钱来运作。那公卫服务的系统激励与活力来自哪里呢？

　　笔者感触：疾控擅长于“罚”。举例：自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以来，各地陆续免职、问责了不少相关领导。“罚”有时比“奖”给力：太和骗保举国震惊，上海防疫却少人问津。

　　在疾控系统、公卫服务上，部署具体工作时可能一贯有上下两张皮，甚至一些地方上下级都不太想做、也不敢担当。疾控改革这万斤重担，可能只有强压着，才能做更透彻。

　　“罚”还有一些场景优势：以医保基金监管做飞行检查来看，没有一个被查处对象是非常无辜的，往往不可能乱判错判，“罚”天然就是做实做细，就具有动态、精准的特征。

　　谁来“罚”？也就是处罚权在谁？国家疾控局承接处罚权以前，该权利在卫健委。国家疾控局承接处罚权以后，卫健委仍保留涉事处罚权利。处罚权无论在哪，不应影响处罚。

　　“以罚促奖”、“有罚有奖”。关于“奖”，既有普遍奖项（或肯定），也有专项奖项（或肯定），总体上，“奖”不能泛滥，必须指向明确、证据可靠。在“奖”的方面，要用好试点。

　　对于普遍做得不错或专项做得不错的地方经验，既要“奖”也要包装为试点经验，探索推广。对于做得不好或专项做得很差的地方问题，也可考虑单列试点，纳入重点监督干预。

　　有钱按有钱的做法，没钱有没钱的套路。疾控系统、公卫服务这一张大“网”，要动态求解其平均水平，要常态关注其中的高地、洼地，对应采取积极、有序的策略（及战略）。

　　惩罚是有多层次的，既不是一下罚死，也不是罚了不痛。举例：据调频105.2MHz播报，某公民伪造核酸报告被《治安管理处罚条例》处行政拘留。如果造成传播，则要入刑。

　　TIP2：公卫做好了，医疗利益有失也有得

　　笔者曾认为：公卫把慢病防治做好了，人们医疗需求变少了，医疗利益有失。现在虽然也坚持这个意见，但距离那一天还非常遥远。

　　从眼前看，医疗行业广泛承担疾控任务，干完疾控任务还要常态参与公卫服务，对业务经营来说，有点难。不如一揽子交回给疾控。

　　进一步地，像国外一些地区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处于比较失控状态，也直接导致了医疗秩序崩溃，业务经营数量及能力锐减，更犯难。

　　疾控系统近做、快做疫情防控，这是当头工作；长做、远做慢病防治，这是长期使命。两者对医疗利益的影响不同，效果尚不确定。

　　承接前面说的“罚”，对疫情防控已采取了“不可忍则必罚”、“惩罚与体谅兼顾”。对慢病防治建议逐步探索并合理增加“罚”效力。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