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6月16日小文《〈医师法（草案二次审议稿）〉读后感言（1）——法域不明》提及：“《医师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十四条第一款和第二款显然应该是‘由国务院制定’的‘国家对乡村医生的具体管理办法’的内容，法域并不包括‘乡村医生’的《医师法（草案二次审议稿）》却对‘乡村医生’做了过多的规制，脱缰跑题，显然不妥。建议删除《医师法（草案二次审议稿）》第四十四条第一和第二款，并把第三款‘国家对乡村医生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归并到二审稿第二条，作为第二款。”

　　《医师法》正式文本依然存在法域飘忽的问题。

　　《医师法》第四十六条第一款：“国家采取措施，统筹城乡资源，加强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和服务能力建设，对乡村医疗卫生人员建立县乡村上下贯通的职业发展机制，通过县管乡用、乡聘村用等方式，将乡村医疗卫生人员纳入县域医疗卫生人员管理。”

　　这里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建设，通篇来看，就是指的“乡村医生”。具体在第四十七条规定：“国家鼓励在村医疗卫生机构中向村民提供预防、保健和一般医疗服务的乡村医生通过医学教育取得医学专业学历；鼓励符合条件的乡村医生参加医师资格考试，依法取得医师资格。

　　国家采取措施，通过信息化、智能化手段帮助乡村医生提高医学技术能力和水平，进一步完善对乡村医生的服务收入多渠道补助机制和养老等政策。

　　乡村医生的具体管理办法，由国务院制定。”

　　上述的“基层医疗卫生队伍”人员、乡村医生，都不是“本法所称”的“医师”：

　　“第二条    本法所称医师，是指依法取得医师资格，经注册在医疗卫生机构中执业的专业医务人员，包括执业医师和执业助理医师。”

　　显然，“本法所称的”医师，不包括乡村医生（基层医疗卫生队伍人员），或曰乡村医生（基层医疗卫生队伍人员）不属于本法规制的范围。

　　不止于此。

　　《医师法》规定师承方式学习中医者经“实践技能和效果考核合格后，即可获得中医医师资格及相应的资格证书”，此并非“国家实行”的医师资格考试，内容也不同于国家医师资格考试的理论考试加技能考试。此途径作为特例，获取的“中医医师资格”，也与“本法所称的医师”大有区别。

　　即，《医师法》实际规制了“本法所称的医师”、师承途径的中医医师、乡村医生（基层医疗卫生队伍人员）三种群体。如果再算上取得医师资格而尚未执业注册登记的“准医师”，则本法名称里的“医师”，按照第二条定义限制，只能对应本法覆盖的四个医务工作者群体中的一个。

　　概念设计的逻辑错误，导致法域模糊不清。根源之一，在于对“医生执业资格”理解的偏差，在两证说或三证说的错误理解指引下企图对“医师”进行定义，必然会法域飘忽。（详见2021年2月14日小文《“医师法（草案）”能科学界定“非法行医”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