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医保支付主要是按项目付费，即提供的服务越多，获得的支付越多，导致过度医疗屡禁不止。同时医保实施总额控费，医生群体在这样的执业环境中，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被迫“戴着镣铐跳舞”。

　　新冠肺炎疫情之下的医患和谐，让我们看到了医患关系的本真，医生与患者间彼此理解，彼此善待，这份双向的爱，打动了无数人。在这样的一个特殊时期，医务人员纷纷逆行而上奋战在抗疫一线，社会各界都聚焦在医务人员的奉献与勤勉，给予了他们更多的理解和尊重。

　　然而当一切回归正轨后，医务人员的执业环境能否得到持续改善成为一个不可回避的话题。在全国抗疫的尖峰时刻，政府承担所有治疗费用的承诺，为医患关系的优化添上了不可或缺的一笔。

　　让医生的技术价值得到合理回报！

　　医疗服务到底是不是消费？患者有没有选择价有所值的权利？翻开中外医疗管理的许多著作，针对这个命题有很多诠释……在新冠病毒肆虐的紧急关头，回答是清晰和明了的，医疗行为不是消费，患者没有选择权，特别是宣布患者不需要支付之后，医疗的本质就是治病救人、防止病毒蔓延、降低死亡率、降低重症率。

　　但毕竟人类社会如新冠这样的大规模传染病是难得一见的，疾病的发生和发展与每一个人的个体差异紧密相关，疾病的个体化属性让患者期待医疗行为可选择、可衡量，这是一个社会的共同愿望。

　　我国医疗服务价格尤其是体现医生技术价值的诊疗费定价长期偏低，我国医保支付主要是按项目付费，即提供的服务越多，获得的支付越多，导致过度医疗屡禁不止。同时医保实施总额控费，医生群体在这样的执业环境中，作为专业服务提供者被迫“戴着镣铐跳舞”。

　　纵观全球，疫情当前，各国政府的执政能力以及的医疗体系都接受着百年未遇的挑战。然而回归到平常时期，从全球医疗发展经验来看，医疗价格的形成过程，是供方、需方和保险方在内的各方谈判、博弈的过程。不论是实行全民医保制度的英国，还是实施社会医保制度的德国、加拿大、日本等地区，值得注意的是，在所有成熟市场经济体中，医生是作为独立的医疗服务供方，独立参与医疗服务价格和支付标准谈判。

　　发达经济体医疗服务市场的价格形成，经历了从按照服务项目收费到医疗费用总额配给管控，再到管理式医疗控费的发展历程。管理式医疗控费激励医生提供质量和数量适宜的医疗服务，管理式医疗体系下的医疗保障发展出了按病种、按人头等打包付费方式，让医生享有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从而形成了激励相容的医疗保险付费机制。同时，为了保证服务质量，在医疗机构和医生中引入竞争，给患者自由选择权。

　　洞悉全球发展经验，发达国家的管理式医疗也存在自身的诟病，英国的医疗制度强调公平，由国家主导，但效率低下；美国的医疗制度注重效率，由市场主导，但是缺乏公平。可见看病难看病贵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发达的西方国家也没有能完全解决这个问题。管理式医疗在我国的应用，需要充分结合医疗卫生系统制度、结构、发展阶段等实际国情，逐步放开医疗价格管制，引入医疗保险与医院协商谈判定价机制，让医生的技术价值得到合理回报。

　　“医疗新生态”建设的新加坡启示

　　医疗是个极其特殊的行业，目前，我国医疗费用在GDP中占比约为6%；英国约为7%，实现了全民免费医疗；香港约为5%，享有高水平的免费医疗服务；而新加坡的医疗体系实现了全民覆盖，只花费其国内生产总值(GDP)3%的成本便使民众享受到高水平的医疗服务。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新加坡的高效医疗体系对我国有哪些启示？

　　新加坡医疗机构以公立医院为主，这与我国相似。但不同的是，20世纪80年代，“指导性竞争”被引入新加坡医疗体系中，建立以综合医院为核心，以周边综合诊所、社区医院、养老院为支撑的医疗集团，各医疗集团通过竞争，提高医疗服务的效率及质量。

　　同时，新加坡充分借助市场力量来推动医疗服务体系积极推行差异化发展，给予患者充分的自由选择权，医疗质量及其声誉成为患者进行选择的重要依据。公立医院承担了约超过半数患者的住院服务，而私立医院则承担了大部分的门诊及高端住院服务，从而有效整合了医疗资源，提高医疗体系整体服务质量和能力。

　　随着我国民众生活品质的不断提升,越来越多中产阶级用户愿意为高品质、物有所值的医疗服务买单，也流露出自费或使用商业健康保险就医享受更好服务的需求。医疗服务的消费品属性日渐清晰。

　　百汇医疗将管理式医疗模式引入中国，积极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按病种、按人头等打包付费方式，协助患者在了解相关费用的情况下作出决定。诊疗过程中，百汇医生与实验室检测、医药完全断链，医生站在患者的立场，提供专业个体化的高品质医疗服务与安全疗效，与患者形成彼此信任的关系，将患者的健康捧在手心。百汇的患者亦享有充分的自主选择权，与自主选择的医生共同管理自身健康，并为适合自己的“价值”医疗服务买单，使医患双方在互相信任的基础上形成良性的互动。

　　作者｜百汇医疗

　　来源｜看医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