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外资与本土资本交替喂食中，催生了数字惊人的民营医院大军。但中国医疗体制的改变绝不能仅依靠这些数字得出结论。

　　中国现代医学最早能追溯到1835年的“新豆横医院”的眼科医院，即今天的广州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孙逸仙纪念医院）。

　　那之后，1921年北京协和医院建立，并从此主导中国的私立医院体系，而1921年国立上海中山医院的建立也启动了对公立医院体系的主导，两大阵营江山平分，竞争共存。

　　1951年，中国医疗大改制，从而将教会医院、外资医院、国内私人投资医院等全部非公医疗机构收编归队。

　　1956年的公私合营大潮中，中医诊所又被并表改制。中国医疗经过“一刀切”后进入公立一家独大的单一体制内时代。

　　在公立体制中，事关生命健康的医疗事业，且要确保百姓大众最低水平的刚性需求得到了基本满足，李定纲称之为“免费的工作餐”，身处其中的从业者们都在埋头苦干，鲜有思考。

　　随时代车轮向前滚动，人们的刚性需求被层层细分，孩子、老人要的不同，白领、蓝领也有差异。

　　这些差异正从餐饮、商品等各个维度转换成机遇，并被不断满足和完善，医疗需求亦是如此。

　　只是在中国，经历过近70年的断代之痛，医疗改制迟到了太久，以致传统思维与惯性行为早已根深蒂固，欲行改变，实在举步维艰。

　　此时，孕育百年的医疗在海外已是成熟的现代化产业，有着科技含量高、人才要求高、资金投入高等“多高”要求，但在中国，改变仅为开头起势。

　　两难：土豪式投资与模糊的估值

　　再从单一的公立体制向民营的多元化发展进程，国内的资本也在摸索门道，但相较外资，似乎不得其法。

　　在李定纲看来“没有特别之处”的外资之所以能投出和睦家医院这样的案例，并非其本身独具慧眼，抢得先机是外资从心动到行动的第一优势。

　　中国医疗产业的进化落后于经济水平的提升，在中产阶层急剧增长、富豪加速变身的时代，仍处于低水平保障阶段的中国医疗已无法满足这一巨大人群的需求，他们只能远渡重洋寻求医疗服务。

　　这不仅让大批医疗资金外流，也给了驻扎在中国的外资一个大展拳脚的机会。

　　本能地认识到人是医疗投资的第一要素是外资的又一个优势。李定纲说：“他们看得明白，国际品牌的医疗设备硬件谁都能买，一个农民工拿着华为手机，跟一个总裁拿着华为手机，他们得到的服务和品质是一样的。”

　　反观本土资本，惯有套路是“收购医院、打包整合”，购入先进设备是第一要务，混乱中流失了宝贵的医护人员他们却无暇顾及，再耗巨资返聘退休高龄主任、专家“坐镇”。这被李定纲称为“土豪式投资”。

　　“美国用的是30岁、40岁的年轻代医生，所以他们的医疗能不断创新，但中国用的是接近退休或已经退休的专家，廉颇老矣，巅峰已过，基本斗志全无。而在中国医学界，真正的专家其实不多，只是有职称的专家不少。”

　　“真假专家”的业界现状直接导致本土资本在观念落后之外，估值时还受条件制约。

　　单从看人来说，国外的估值依据是医生完整的数据库，工作年限、忠实客户病人、医疗差错、保险索赔、医疗官司等等都囊括其中。

　　而国内的估值还局限在传统的硬件折旧、损益表等财务数据，看人则是论文、学位、职称等一系列头衔。

　　无论是物色医生还是选择医院管理者，资本最需要看而看不到的是临床实践经验。

　　“土豪们真的不懂人是第一要素，大多对医疗专家人才的价值判断进入了误区。”李定纲说道。

　　但就是在这样的投资环境下，在这样的外资与本土资本交替喂食中，催生了一支数字惊人的民营大军。

　　进阶：跳出思维洼地与价值困惑

　　2014年至今，中国民营医院数量一直保持着10%以上的增长速度，到2018年底正式突破2000家，几乎是公立医院数量的两倍。但中国医疗体制的改变绝不能仅依靠这些数字得出结论。

　　“得有一半要转手”，李定纲笃定道。他认为到目前为止，但凡是由体制内走出的院长或副院长负责经营的民营医院，没有一家是“像样的”。

　　“从三甲出来的民营院长大都水土不服，一个退休想挣钱的人，能有进取心？有创业激情？还是有探索精神？或者会创新模式？什么都没有，但这种民营医院比比皆是，不倒闭已经不错了。土豪们是在为时代交学费，焦虑无奈，但等行业成熟。”

　　中国的院长人才极其匮乏，体制内工作与成长的经历，让医生一味关注技术，本业之外对投资、运营全无涉及。

　　“太专限制了他们，基因断代影响了他们，让医生的观念停留在洼地，导致他们的价值也深陷洼地。”

　　李定纲说，过去几十年，国人渐渐看懂了金融、看懂了房地产，甚至看懂了物联网+，人才扎堆涌入，各行各业供大于求，但到了医疗行业，几乎没有人能应下来一个院长的职位。

　　现在的民营医院数量占优，从投资到追加投资再到参股，一样有大把的人在涌入，李定纲担心的是人才建构和体系建构——技术要相互衔接，彼此交叉，到了更新换代的节点才能传承。

　　“没有人才，没有一个功能高效的体系，一切都是空的”，他认为民营医院正面临生命进阶周期，“五年一个坎儿，挺不过基本就算死了”。

　　李定纲说：“中国不能老处在莆田系时代，医学进步不能指着‘莆田农民’，他们真要是成功了，那也只能是李自成式的成功，几十天的王朝，不会久远。”

　　有一群真正的专家率先觉醒跳出体制做民营医院、成立医生集团，这是中国医疗产业走向复苏的起点。

　　陆道培医院、三博脑科医院、广州复大医院等一批肿瘤专科医院正是如此，他们最早出头，不仅熬过了五年艰难期，还培养了自己的院长人才。

　　下一个行业范本要出现在更新的医生集团形态中。

　　欠缺：医疗集团的引领作用与视野局限

　　面对各种医疗需求，笼络了大批医疗人才的公立体系已经在超负荷运转。

　　医疗队伍呈金字塔结构，而医疗服务需求方也呈金字塔机构，但两者体量相差巨大。医疗金字塔的基层处于大病看不了、小病看不好的“一般对付阶段”，腰部是最容易发光的大三甲，顶部则是不容易找到的解决疑难病症的顶级专家人才。

　　需求方的现状是基础小病症和顶层疑难病都在涌向医疗腰部。观“香火”、挤“大庙”是一般人群的唯一选择。

　　释放医生生产力、将稀缺医生资源下沉，是医生集团这一新模式要着重解决的医疗痛点，而专科产业建设的引领效应将是着眼点。

　　学科要发展必须先打破体制的僵化，再通过技术和平台将学科成果做产业转化。

　　在某一学科中有建树的人是有技术推动力的，而相比公立医院，嫁接互联网+的医生集团有客源、有客流、有信息流，还具备市场化，是更适合的学科发展转化平台。

　　“在引领过程中，会创造出中国模式。”在李定纲看来，医生集团在与互联网+、人工智能做好对接之后，或许能在大三甲之外新建人群聚集的区域中心。

　　“当公立医院没有能满足某些特种患者的技术和人才时，患者可以通过医生集团跨区域寻找优质医疗资源，重新匹配供需。”

　　当前的区域医疗由政府覆盖与管控，仅限于医保范围内的低端保障，效率有待提高。

　　而在区域落地高端、先进的医疗服务是医生集团的机会，互联网提供了凝聚客流的便利。只是大部分医生集团还在依靠第三方机构获得流量，互联网建设滞后。

　　“医生集团本身的知识结构还不够完整，未来发展是快是慢，将取决于它对现代新技术、新知识体系的理解深度和高度。”

　　李定纲对医生集团的希冀是“有国际视野”，他说：“中国的医疗市场还没出现成批的互联网运营高手，如果出现了，体制牢笼一定将被彻底冲破，医生生产力将得到更大解放，他们也就有了可谈判的自身价值。”

　　需要正视的是，医者作为医疗产业的核心，但在管状思维之下难有自我突破。固守成规一旦养成本性后，整个行业人群将惰性生存。

　　放眼观，当今中国相对于印度、泰国、新加坡等国而言，鲜有走出国门的国际医生。

　　而在中国今天百业兴旺，各行各业均已融入世界之时，中国医疗与中国医生却远隔在世界的大门之外，望洋兴叹，情何以堪？

　　旧制亟待改变，在政府和市场的双重倒逼下，先行者也只能从模式入手，点燃星火，艰难前行，蓄势燎原。

　　本文为《多肽链》独家专访原创

　　采访丨严睿

　　作者丨毛豆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