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前，无论是整个社会的管理成本，还是医疗费用都是不高的，因为你做事情的时候是不需要去想那么多的，你会把大家都当好人看的，不需要去担心小概率事件的发生会带来那么多的麻烦和那么严重的后果的。

　　但是在大众媒体时代，特别是进入新媒体时代，事件的传播力非常大，传播速度是非常快的，一件事情会对整个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所以少数坏人的行为会对整个社会造成极大的影响，导致整个社会的管理制度和方式发生重大的变化，大大推高了社会治理的成本。

　　以飞机的安检为例

　　由于恐怖分子的极少数几次成功引爆飞机，对全世界带来强烈的视觉和心理冲击，导致整个民航业的安全检查不断的强化和升级。

　　不仅仅是需要技防（技术防范），还需要人防（人员防范），这都需要投入大量的资金、设备、人员，安防升级意味着相关费用是以几何级提升的。

　　为了保证类似的事情不再发生，不仅仅是民航要加强安防以防止极少数坏人的破坏，其他行业也不得不跟着变，因为炸不了飞机他会去炸火车炸地铁炸酒店。

　　所以严密的安检和安防措施现在已经扩大到所有的重要公共场所和公共交通工具，这些成本的数量和级别是令人乍舌的，是极少数的一些恐怖分子强加在整个社会身上的。

　　正是因为同样的道理，整个医疗行业的费用也被逐年的推升。

　　以美国为例

　　美国的医疗费用是出奇的高，这背后有很多的原因，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滥用法律诉讼。

　　在美国，医生当被告是家常便饭，随便找个理由就可以告你，一个医疗官司平均至少要赔偿几十万美金，赔偿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美金的案例也不罕见。

　　所以医生不得不花大价钱去购买医疗事故责任险。

　　所以医生得处处小心，处处提防，越来越多的是defensive medicine（防卫医疗），不求有功但求无过，多多检查。

　　治疗方案看的不一定是效果，看的是不是保险、是不是不会出事。

　　所以在美国，在各个专科学会的临床指南的写作过程中，专科学会自己的律师是深度参与的，指南是律师团审核过的，所以美国的临床指南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法律文本。

　　我问美国的同行究竟该如何解决这种问题，他们开玩笑的说：Kill the lawyers first，我怀疑他们不是在开玩笑，是真心这么想的。

　　以中国为例

　　其实，在中国我们也面临同样的困境。

　　医生好心把患者收入院，结果家属把患者扔在医院人就失踪了。

　　患者一旦死亡或者是有并发症，家属就会突然出现，反过来讹诈，狮子大开口，不给钱就大吵大闹，围堵医院，殴打医务人员。

　　最后没办法赔的钱还是要医生们自己分担，因为虽然是公立医院，通常国家给的财政费用只占医院运营费用的不到10%。

　　长此以往，谁还敢轻易收复杂的病人，收疑难危重的病人，做复杂的手术？

　　一个头痛病人到了医院，医生究竟应该怎么办？

　　头痛常见的原因至少有几十种，有原发性、有继发性、有神经性、有精神性、有血管性、有感染性、有肿瘤引起的......

　　如果你要开CT或磁共振检查，要做其他的一系列的实验室检查，大家就会义愤填膺的指责你是过度医疗；

　　如果你简单的处理说没有事，万一是肿瘤呢？万一是有严重后果的血管性疾病呢？就会指责你不负责任，误诊和漏诊，医生就会不得不付出沉重的代价。

　　身边的这种事情多了，媒体报道的多了，医生就会担心害怕，就会越来越保守，就会做更多的CT和磁共振检查，就会开更多的化验单，费用就会飙升。

　　没有了基础的信任，就会有更多的预防措施和自我保护措施，一切都要按照规矩来办事。

　　哪里还有温情？哪里还会有担当？哪里还有大家希望看到的“有温度的医疗”？医生再也不敢“爱心泛滥”。

　　所以，控制医疗费用很难，整个医院最昂贵的是医生手里的那只“笔”。

　　同一个疾病，可以花费几十块钱，也可能花费上万块钱，完全取决于医生的心态，他的心态取决于他的遭遇和同行的遭遇。

　　医疗费用是被少数坏人和坏事大幅度推高的，要想控制费用，得重建信任，得信任医生，得善待医生。

　　一个社会的堕落是从不尊重知识、不尊重医生、不尊重老师开始的。

　　来源公众号：段涛大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