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上所述，“管办分开”才是全球性医疗体制改革的大趋势。可以说，“管办不分”也是导致中国医疗卫生领域监管失灵的主要制度根源，而且还成为引发社会不稳定的制度根源之一。落实执政党提出的“管办分开”原则，是促进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环节之一。在管办分开的前提下，中国的医疗保险与医疗服务之间的关系必将走上公共契约模式，而对医疗保险经办机构和医疗服务机构行使监管职能的政府机构，可以是未来“大部制”下的国家健康委员会。

　　实际上，建立国家健康委员会的呼声，近年来可以说是此起彼伏。但是，如果我们不落实“管办分开”的改革原则，不认清国家健康委员会的制度基础，不扎扎实实推进公立医院的去行政化，不理顺管理与监管的关系，那么任何单纯弘扬“大部制”的政策建议，带给我们的将不是公共管理的变革，而是重回行政机构合并-分立循环的老路。

　　注释：

　　[1]方明，“医疗改革：14 个部门需要协调”，《中国改革报》2006年10月24日第4版.

　　[2]李海楠，“卫生部提议‘大健康部’ 大部制改革呼声再起”，《中国经济时报》2012年8月22日第1版。

　　[3]李玲，“医疗卫生管理体制改革从哪儿‘开刀’”，《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0年6月号（中）（总第293期），第38-39页。

　　[4]谭畅，“把脉医改：应该建立医疗卫生大部制──专访国务院医改专家咨询委员会、北大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李玲”，《小康》2011年11月号，第47-49页

　　[5]陈之秀，“组建‘大健康部’势在必行”，《保健时报》2012年8月30日第1版

　　[6]文件文本，参见福建省人民政府官网：http://www.fujian.gov.cn/zc/zxwj/szfbgtwj/201607/t20160726_1203945.htm

　　[7]朱铭来，“终结‘九龙治水’”，《中国卫生》2016年第11期，第33页。

　　[8]参见搜狐网的报道，“重磅！海南将设立医疗保障管理局”（2017年9月16日），http://www.sohu.com/a/192401880_739335；新华网的报道，“海南将设医疗保障管理局”（2017年9月26日），http://m.xinhuanet.com/health/2017-09/26/c_1121723368.htm。对于报道所涉及的文件，笔者截止到写作此文之时（2017年12月10日）在海南省机构编制网上尚没有找到正式发布的迹象。

　　[9]文件文本，参见安徽省人民政府官网：http://xxgk.ah.gov.cn/UserData/DocHtml/731/2017/10/11/179894796159.html

　　[10]朱恒鹏，“‘一龙治水’就能解决扯皮问题？想多了！”，http://www.sohu.com/a/202466537_467288

　　[11]唐均，“‘新’新医改：一统天下就能万事大吉吗”，《中国医疗保险》2017年第期，第12-13页。

　　[12]朱恒鹏，“行政集权思路需向公共服务理念转变”，《中国医疗保险》2017年第11期，第6-7页。此文标题更换为注释9中所示，经自媒体和网络媒体转发后，赢得了很高的阅读量。

　　[13] Eugene Bardach, Getting Agencies to Work Together: The Practice and Theory of Managerial Craftsmanship. Washington, DC.: The Brookings Institution,1998; Russell M. Linden, Working across Boundaries: Making Collaboration Work in Government and Nonprofit Organizations. San Francisco: Jossey-Bass, 2002.

　　[14]顾昕，《新医改的公益性路径》，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3年，第20-24页。

　　[15]Hao Yu, “Universalhealth insurance coverage for 1.3 billion people: What accounts for China’s success?” Health Policy, Vol. 119,No. 9 (2015), pp. 1145–1152.

　　[16]《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2009年3月17日），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12-13，16页。

　　[17]《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18，48-49页。

　　[18]国家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编，《中国卫生和计划生育统计年鉴》，北京，中国协和医科大学出版社，2015年，第6、10页。

　　[19]顾昕：“行政型市场化与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公共行政评论》，第4卷第3期（2011年），第15-31页。

　　[20]雅诺什?科尔奈，《社会主义体制：共产主义政治经济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7年，第70页。

　　[21]Murray L. Weidenbaum, Business, Government, and the Public.4th edition. Enlewood Cliffs, NJ.: PrenticeHall, 1990, pp. 10-15.

　　[22]Christopher Pollitt and Geert Bouckaert, Public Management Reform: A Comparative Analysis─ New Public Management, Governance,and the Neo-Weberian State. 3rd edition.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p. 317.

　　[23]Per L?reid and Koen Verhoest, Governance of public sector organizations : proliferation, autonomy and performance. Basingstoke, UK.: Palgrave Macmillan, 2010.

　　[24]Martin McKee and Judith Healy, “Investing in hospitals,” in Martin McKee and Judith Healy (eds.), Hospitalsin a Changing Europe. Buckingham: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2, pp. 122-123.

　　[25]顾昕，“论公立医院去行政化：治理模式创新与中国医疗供给侧改革”，《武汉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5期（第19卷第5期），第465-477页。

　　[26]顾昕，《走向全民医保：中国新医改的战略与战术》，北京：中国劳动社会保障出版社，2008年，第23-29页。

　　[27] World Bank, Fixing the Public Hospital System in China.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10.

　　[28]顾昕：“行政型市场化与中国公立医院的改革”，《公共行政评论》，第4卷第3期（2011年），第15-31页。

　　[29]参见董伟，“公立医院改革必须‘去行政化’”，《中国青年报》，2010年6月22日，参见《中国青年报》的官网“中青在线”：http://zqb.cyol.com/content/2010-06/22/content_3287971.htm

　　[30]程金华、李学尧，“法律变迁的结构性制约——国家、市场与社会互动中的中国律师职业”，《中国社会科学》2012年第7期，第110页。

　　[31]Robin D.C Gauld, “A Survey of the Hong Kong Health Sector: Past, Present and Future.” Social Science & Medicine,Vol. 47, Issue 7 (1998), pp. 927–939.

　　[32]Alexander S. Preker and April Harding (eds.), Innovations in Health Service Delivery: The Corporatization of Public Hospitals. Washington, D.C.: The World Bank, 2003.

　　[33] Ron Hodges, Mike Wright, and Kevin Keasey, “Corporate governance in the public services: conceptsand issues”, Public Money & Management, Vol. 16, No. 2 (1996), pp.7-13.

　　[34] Ani Matei and Ciprian Drumasu, “Corporate Governance and public sector entities”, Procedia Economics and Finance, Vol. 26 (2015), pp. 495-504.

　　[35]蔡江南，“取消编制 解放医生”，《中国卫生》，2015年第7期，第32-33页。

　　[36]张雪、黄海，“公立医院去编制化的难点与对策”，《医学与社会》第30卷第4期，第43-45转55页。

　　[37]郭凤林、顾昕，“激励结构与整合医疗的制度性条件：兼论中国医联体建设中的政策思维模式”，《广东行政学院学报》2015年第5期（第27卷第5期），第12-18转32页。

　　[38]Kieran Walshe, Regulating Healthcare: A Prescription for Improvement. Maidenhead, UK.: Open University Press, 2003, p. 10.

　　[39]鞠传宝、曹鲲，“中国政府规制中的‘政府失灵’现象分析──以医患关系为例”，《桂海论丛》，2014年第2期，第11-113页。

　　[40]房莉杰，“从社会治理角度干预医患冲突”，《决策探索》，2014年第8期（下），第34-35页。

　　[41]陈曦，“谁是监管者？”，《中国社会保障》2016年第6期，第80-81页。

　　[42] Eliot Freidson, Professional Dominance: The Social Structure of Medical Care. New York: Atherton Press,1970.

　　[43]John M. Chamberlain, Doctoring Medical Governance: Medical Self-Regulation in Transition. New York: Nova Science Publishers, Inc., 2009.

　　[44]顾昕，“中国公共卫生的治理变革:国家-市场-社会的再平衡”，《广东社会科学》，2014年第6期，第180-192页。

　　[45]顾昕，“走向有管理的竞争：医保经办服务全球性改革对中国的启示”，《学习与探索》，2010年第1期，第163-166页。

　　[46]顾昕：“中国商业健康保险的现状与发展战略”，《保险研究》，2009年第11期，第26-33页。

　　[47]王延中，“卫生服务与医疗保障管理体制的国际趋势及启示”，《中国卫生政策研究》2010年第4期，第17-20页。

　　[48]杨燕绥，“卫生部一手托两家的管理模式值得商榷”，《中国医疗保险》2013年第3期，第33页

　　[49]梁鸿，“医保管理不能‘一手托两家’”，《中国医疗保险》2016年第9期，第28页。

　　[50]顾昕，“全球性公立医院的法人治理模式变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6年第1期，第46-55页。

　　[51] OECD, The Reform of Health Ca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ven OECD Countri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evelopment, 1992, pp. 19-27.

　　[52]顾昕，“走向公共契约模式——中国新医改中的医保付费改革”，《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年第4期，第21-31页。

　　[53]顾昕：“全民免费医疗的市场化之路：英国经验对中国医改的启示”，《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总208期），第15-31页。

　　[54] David I. Samuels, Managed health care in the new millennium: innovative financial modeling for the 21stcentury. Boca Raton, FL.: CRC Press, 2012.

　　[55] OECD, The Reform of Health Car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Seven OECD Countries. Paris: Organis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 1992, pp. 19-27

　　（完）

　　作者：顾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