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例事关妇儿的事件，不过，本例具体经过，严格来说，目前“说不清”，而且，各方的出入，还不是细节的，整个儿就是反的。远不到论是非的地步，只能等待进一步的正式通报了。

　　不过，撇开具体案例，只说知情同意，就是个很纠结的老大难。谁具有同意权，法学界几乎一致意见，太简单了：患者本人（不谈儿童、精神病、昏迷……）或者说，患者本人独占知情同意权。

　　报道说：“关于此次事件，南京大学法学院邱鹭风教授对现代快报记者表示，如果情况属实，产妇家属有莫大道德瑕疵，该被谴责。但是医院也应承担部分责任。因为在产妇自身清醒的情况下，就该让产妇自己签字。人身权是专属权利，夫妻人格并不合一，这是有明确法律规定的，所以侵权责任法的医疗损害赔偿方面，并没有授权医院剥夺产妇自身的生命和健康决定权。需要丈夫决定的情形，只能是妻子神志不清的情形。发生这种悲剧，在法律上，家属完全可以要求医院赔偿，至少女方父母可以的。”“江苏建康律师事务所的王金宝律师称，……本事件中，不能因为家属不同意，手术就不做了，医生的这个做法是错误的。因为，不光是法律规定，国家卫生部发布的《病例书写基本规范》也对各医疗机构提出了明确要求，其中的第十条明确写明，" 对需取得患者书面同意方可进行的医疗活动，应当由患者本人签署知情同意书。患者不具备完全民事行为能力 时，应当由其法定代理人签字 "。所以，如果医生还是要完全遵循家属意见而不考虑产妇的要求，这就要 质疑医生自己到底懂不懂法律法规了。”

　　似乎是明明白白，毫无疑问。

　　但是，务实地话，一线实践，尤其是基层小医院，这可能么？你不理睬家属意见，家属说，那么，我可以不替Ta交我不同意的这个措施的钱么？我可以不继续照顾么？医方马上就头痛啦！

　　家属要就诊疗措施表达意愿，也不能说一点道理没有，毕竟，一个家庭成员的诊治，难免会牵连到家庭的方方面面。尤其是在社会保障很不健全的时代，病人的利益，与家庭的利益格外缠夹难分，就诊的经济负担和照护负担，家庭承担的都很重，因此，哪家医院敢说，我只认患者本人？

　　在此窘境下，目前普遍是预先弄份委托书，这也是法学家们支的招，是个好办法，但也不可能解决一切问题。家庭内部看法一致的时候，无委托书，固然不对，但也不太会闹起来。反之，内部矛盾到尖锐对立的时候，即便预先有委托书，也不灵光啦，我可以委托，我也可以终止委托。  为病人服务，就是这么困难重重！

　　于是，我们可以由此发现，在法学家和他们主导撰写的法律，与临床实务及社会生活实际之间，是脱节的，立法机构照套照搬民事法律规则到这个特殊的领域，不顾及临床的特有规律，不顾及医患关系的特殊性，是纸上谈兵、不接地气难以适用的法律。这也是三十年来大陆地区卫生法制建设的真面貌，法治效果，也就欠佳啦。

　　鉴此，本人建议：

　　1.确实，法治是根本，细化立法，务求对接临床领域的特有伦理诉求和规律，使得诊疗制度尽量有可操作性，用好的规则覆盖尽可能大比例的病例。

　　2.沟通，太重要，提高技巧，也会有一定的作用。同样的人和事，不同的人去沟通，效果有时确实不同。

　　3.还是玩不转的，你病区，你科室，你医院不要自己闷头扛，要及时汇报（紧急情况就是电话口述）主管局，分散风险和疏解压力，同时，也是搬救兵。说不定，换个人来谈谈，就成了呢。

　　至于本人过去文章和实战主张并实践过的“强制手术权”的启动，那是极端的状态，局限于特定情形下的绝对手术指征案例。不到万分急需，不宜动用的。

　　2017年9月5日晚，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