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年医政工作会议上，马晓伟副部长批评了一些大医院的院长把过多的精力放在医院的规模上而忽视了内涵的建设，要求院长、书记好好研究医院的内涵建设，不要医院搞得大大的，一个重点专科也没有，一个突出领军人物也没有，学科建设长期没有长进，学科建设的意思也淡薄了。特别是一些三甲医院，有钱搞建设，却不愿意花钱配备护士。同时，马部长也要求医院把增长的步伐收一收，年增长20%是不合理的。马部长承认当前补需方的战略将是我国较长一段时期的医院补偿方式，这种补偿方式将是一种高成本运行。从中也承认市场缺陷与无力。马部长说，当前暴涨的专业主要在：骨科、神经外科、心内科和口腔科。为什么是这些科室呢？显然，这些可是今年来的技术与卫生材料发展迅猛，这种现象与趋势说明什么呢？我去年5月曾经发表了一篇《医生不应该在高科技道路上迷失》引起业内业外的广泛关注。这两天在家思考马部长的质问，在整理一些资料时，读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韩启德在《关于医学技术发展的价值思考》的研讨会上的报告，我越感到医改的任务艰巨，医改何以减轻民众的负担而不是一个简单的费用下降，对目前的支付制度与政府切实行使好职能有更多的担忧。

　　韩启德说，医学技术带来负面影响，主要表现为“技术至上”盛行，导致医学离人渐行渐远。技术的发展，有可能让医学目的开始变得模糊。抗生素应用、微创外科发展、器官移植、辅助生育技术、基因治疗等一系列现代诊疗技术的推广应用，给人类带来了巨大的恩泽。但与此同时，“技术至上”观点日趋盛行。

　　美国专家亚瑟.赫茨勒描述了19世纪90年代一位传统的医生进行应诊的情况：医生到达病人家里后，先热情地问候祖母和婶娘们，拍拍所有小孩子的头，同时会跟病人打招呼，询问病人哪里不舒服，然后才是摸脉、看舌、开药等。

　　韩启德说，20世纪前，医生都是上门服务，医患之间亲密、信任。但是随着现代医院的兴起，病人去医院就医取代了医生上门服务，从而带来了冷漠感。技术的发展，有可能让医学与病人的距离越来越远。医生越来越不愿倾听病人的主诉，只相信仪器设备与实验室检查结果，过度依赖药物与手术，越来越忽视病人的心理因素。目前，医学的发展，随着临床专业的细分，造成“一科医生面对一个器官”的局面，忽视了医生与病人的交流。

　　“不要因为对技术的盲目信赖，而忘记人，忘记医学的本质。”韩启德对美国特鲁多医生的名言十分赞赏：有时去治疗，常常去帮助，总是去安慰。这也许就是医生的本分和医学的本质。

　　医学技术的发展无疑为人类做出重大的贡献，但是也带来一系列的不可忽视的负面影响，比如医学伦理、医疗价值与过度医疗的问题。如果新技术的发展使医学只考虑病人生命的维持，而没有考虑到勉强维持生命会给病人带来的更大更多的痛苦，一个使人苟延残喘地生活的心技术，或者花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金钱而职能延长半年、一年的的生命，这种治疗价值几许？是否是对“过度治疗”的最好诠释呢？目前，一些技术开发商和医生热衷于这些技术的应用已发展到令人吃惊的地步。

　　韩启德列举了一个事实：去年4月，美国FDA正式批准肿瘤生物治疗药物Provenge上市。然而，针对512名前列腺癌病人的追踪研究发现，该药物只能延长病人4.1个月的生存寿命，但却需要付出30万美元、3个疗程的高昂代价。这样的药物能被批准上市，除了给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利益，有没有站在病人角度上来思考药物的价值？

　　北京肿瘤医院一项统计资料表明，20年前，胃癌诊断通过纤维胃镜、常规活检病理诊断等只需440元，而现在基础诊断就需要2830元，如果使用核磁共振等高端诊断技术，花费还需上升数千元。治疗费用上升更快，胃癌化疗从20年前每人次平均100元，提高到现在的15050元。

　　然而，费用的上升并没有带来胃癌5年生存率的提高。研究显示，1975年～1980年，Ⅰ期～Ⅱ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67.9%，1991年～2000年是78.9%；1975年～1980年，Ⅲ期～Ⅳ期胃癌病人5年生存率是43.2%，1991年～2000年是41.1%。

　　这样“过度治疗”的例子比比皆是，而病人却也跟着盲目追随“最高、最好”的治疗。韩启德举例说，CT冠状动脉成像本来只适用于胸痛病人的检查，但现在被普遍运用到高端体检中，费用是1000美元。心脏植入式自动除颤器本来适应症是针对已发生过心脏骤停的病人，但现在已广泛用于预防中，成为恶性心律失常的治疗手段。研究显示，费用高达3万美元的该技术，能降低心脏骤停病人死亡率，但对九成心律失常者没有效果。

　　对于新技术的发展，韩启德提醒，不要忽视商业利益的驱动、研发成本的压力，也不要忽视医生因素。除了利益刺激，一些医生甚至有压力，有了新技术你不用，就代表你技术不行，这种观点要不得。

　　谁也无法阻挡新技术发展的脚步，限制技术发展是不明智也是不可能的。但是，医生也不能放弃简单适宜的传统技术。机器人手术等新技术是否合适？盲目地依赖支架而放弃外科的搭桥手术等等盲目的依靠心技术的观点是否要回归到医学本来目的？

　　2006年～2008年，美国医疗机构给9岁～26岁女性全面接种HPV（人乳头状瘤病毒）疫苗。事实上，女性一生中HPV感染率高达79%，绝大多数会被机体自动清除，仅绝少数人在感染HPV的8年～10年后会发生癌变。不仅如此，HPV有100多种亚型，只有15种被证实与肿瘤发生有关，但接种2种疫苗分别只能覆盖2种和4种亚型，对预防宫颈癌的发生可能收效甚微。韩启德说，只有疫苗厂商是真正的受益方，与其花如此大的经济代价，不如用传统的宫颈细胞学检查手段更有效。

　　目前，美国新技术的使用在医疗费用增长中的贡献超过2/3。韩启德说，由医疗技术发展引发的医疗费用增长是世界性难题。中国老百姓希望享受最先进的医疗技术，但中国人均GDP和个人收入处于世界100多位，这是一个无法回避、需要思考和回答的问题。

　　技术的发展要以社会和个人经济承受能力为衡量指标。新技术的发明，不能忽视有多少人能享用这项技术，也不能忽视对经济的承受能力以及对社会不良的影响。价格低、效果好的适宜医学技术，不应该在新的治疗手段出现后被抛弃，一味追求新的、昂贵的技术，而丢掉了最简单有效的手段，违背了医学价值。医疗技术越来越发达的今天，迫切需要回归“人的医学”，需要防止医学根本目的的淡化，需要重新思考技术的价值。

　　要达到韩启德这些具有责任心医生的境界，该由谁去推动呢？我正在思考：医生的价值如何实现。希望大家多出主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