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在读华尔街日报《独立思维才能造就集体智慧》一文，也在看电视剧《下海》旷大成集资和陈志平在处理拖欠工人工资的那个场面，不同的阶层有不同的根植文化，但是暗示的文化与随大流的文化大同小异，也就是说我们的文化也越来越多地由集体行为所推动。不是吗？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多追星族，尤其在越是没有“文化”的人群，越是空虚、越是不求甚解的环境下，这种追逐文化更强烈。“八毛门”的始末就是一种“不求甚解”的追逐文化的表现。当今这个年代，我们需要更多善于独立思考的人。

　　该文如是说：

　　好消息是集体智慧确实存在。当一群人被问到一个非常难的问题时，比如说，估计一下罐子里的弹球数，或是纽约市的谋杀率，人们的失误往往会彼此抵消。结果就造成平均答案常常出人意料地准确。

　　不过，坏消息是：集体智慧是一种脆弱得难以置信的现象。一群聪明人与一群盲从之流仅有一步之遥。更糟糕的是，瑞士科学家进行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现代生活的互相联系性可能开始使我们更难以从集体智慧中获益了。

　　试验很简单。研究人员召集了144位瑞士大学生，安排他们坐在彼此隔绝的工作隔间中，然后让他们回答各种问题，比如住在苏黎世的新移民有多少。在很多情况下，事实证明集体智慧是正确的。比如，当问他们苏黎世的新移民有多少时，学生们估计的中值为10,000。正确答案是 10,067。

　　然后，科学家们告诉研究对象组里其他人的估计数字。这样，学生们就可以根据组里其他人的反馈调整自己随后的估计。结果令人失望。突然之间，估计的区间明显变窄；人们在无意识地彼此模仿。最终他们放大了自己的误差，而不是彼此抵消误差，正因为如此，每一轮都造成估计的数字误差更大。尽管这些研究对象更有自信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知道别人的想法让他们更加安心──这种自信却用错了地方。

　　科学家们将这种现象称为“社会影响效应”。在报告中，科学家们说，近年来这种效应变得越来越普遍。毕竟，我们生活在一个充斥着民意调查、Facebook、有线新闻和Twitter的时代。我们不断地遇到其他人的想法，群体会告诉自己该怎么想。

　　在一个理想的世界中，所有这些信息都将完善我们的想法。媒体和网络上的各种观点将转化成各种思想和集体智慧。不过，看起来事实并非如此。

　　看看芝加哥大学社会学家埃文斯(James Evans)最近进行的一项研究。在研究中，他对过去50年中发表的3,400万篇学术文章进行了分析。尽管期刊数字化令寻找这些信息变得容易多了──大部分文章现在都可以在网上找到──埃文斯却发现，伴随数字化而来的是引用文章范围的收窄。由于搜索引擎按照被引用次数排列文章，学者们往往会专注于排在前面的文章，造成对知名度较低的研究的忽视，即使是相关的研究。

　　我们生活的时代看似一切皆可得，但我们却比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可能是在阅读同样的东西。随大流的诱惑力是很难抗拒的。

　　这项研究揭示了我们彼此超级联系的生活的不利方面。那么多重要的机构有赖于公民独立思考的能力，有赖于他们抗拒最新潮流或泡沫的能力。正因为如此，就像我们的国父们所意识到的，培养言论自由、百家争鸣非常重要。

　　然而，尽管网络培养了新形式的集体行为，它也助长了新型集体愚昧。在我们适应信息过剩、将我们的想法“外包”给名人、学者和Facebook好友之际，集体想法现在更加普遍。我们只是引用别人引用过的东西，而不是独立思考。

　　我们应该警惕这类影响。保护集体智慧的唯一方法是保护个人的独立性。